ESG是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近些年，国内ESG评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ESG基金已经超过500只；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的数量快速增加；多家机构呼吁出台强制性ESG信息披露标准；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对ESG人才开出超10万的月薪……。诸多现象表明，国内ESG确实太“火”了。那么，这种现象正常吗？对利益相关者和企业有何影响？

ESG很“火”：喜在何处

    当下，用“火爆”来形容ESG是一点儿也不为过的，因为它确实能够为相关方带来收益，这是其“喜”的地方。

    2004年，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之邀，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Global Compact，由安南在2000 年发起成立的企业社会责任倡导机构）协调，由来自9个国家的24个金融机构共同发起、撰写和签署了《有心者胜：连接金融市场与变化中的世界》（Who Cares Wins——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Changing World），正式提出了ESG概念。除了全球契约组织外，还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计划（UNEP Financial Initiative）等合作机构的参与。基于组织者的性质，ESG的提出可以界定为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也是一种责任投资理念。

    ESG的提出，带动了诸如ESG基金等投资产品的出现，且发展迅速。而ESG投资产品必须基于ESG评价，ESG评价又基于ESG信息披露，ESG信息披露则为利益相关方和相关机构了解企业提供了便利。

    对于金融企业来说，通过设计ESG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引导企业及时披露全面的ESG信息，从而有助于开发更有投资价值的ESG产品，并从中获取可观的收益。

    对于投资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而言，基于ESG信息，可以更理性地选择所投资的企业以及能带来更多回报的投资组合，尤其是有利于投资者选择更具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和企业。不仅如此，也为他们参与公司治理（尤其是决策和监督）提供了更多方便，降低了参与治理的成本，并使参与治理更具有针对性。而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又会进一步带来更稳健、更持续的收益回报。

    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基于ESG信息涵盖范围较广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公司潜在的决策和经营风险，并做出风险预警，防患于未然，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维护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同时，基于ESG信息披露所暴露的各种风险，有助于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制度，促使国家绿色发展。另外，ESG信息的全面性，也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

    对于分析师而言，ESG信息使得分析师在分析中可以加入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因素，使其分析更加客观公正，且具有长期投资引导作用。由于分析师关注是投资者选择所投资企业的重要参考，因此会吸引更多的用户使用分析师产品。

    对于公众而言，他们是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直接受益者。对于公众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通过ESG信息披露，公众可以及时了解企业行为对自己权益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企业行为。公众通过ESG信息，可以更方便地对侵害自己权益的企业发起维权诉讼，进而督促企业停止其侵害行为。而如果企业ESG做得好，则可以使公众提高对企业品牌的忠诚度。

    对于企业而言，它们构成了ESG生态圈的根基，因为其他参与者的“矛头”均指向企业，企业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将ESG各种“矛头”转变为发展的动力。ESG工作到位，将会吸引更多的各类投资者，从而获得巨大的融资优势，降低融资成本，最终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对于传统能源、化工和建筑等碳排放大户来说，ESG理念也会促进这些企业的积极转型。在竞争压力下，企业也会将ESG视作自我更新、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留住优质员工的契机。对于试图“走出去”的企业，ESG也更容易赢得国外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青睐。

ESG的夸大化：忧在何处

    ESG是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相关机构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使得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有不断放大的倾向，而对公司治理则有弱化倾向。

    一些国际机构推出的准则往往只包括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尽管称之为ESG，但却不包括公司治理，或公司治理内容偏少，这也容易产生误解。如ISSB（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发布的ESG报告准则只有两项，分别为IFRS S1——《可持续发展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一般要求》（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Disclosure of Sustainability-related Financial Information）和IFRS S2——《气候相关信息披露》（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s），也就是只包括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社会责任，尽管提到了公司治理，但却基本不包括公司治理，这无疑不是真正的ESG信息披露准则。

    国内情况也大致类似。国内从事ESG评级和标准制定的机构中，很多是社会责任或环境保护相关机构，他们对公司治理缺乏深入研究，对公司治理存在不少错误的理解，这使得他们把ESG主要理解为绿色低碳和社会责任。

    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很多ESG基金中，大多是社会责任基金或环境保护基金，由于缺乏公司治理的支撑，回报率令人失望，甚至严重亏损。在他们设计的指标体系中，对公司治理方面的指标存在不少不科学的成份，比如把一些公司管理指标混同为公司治理指标。而且，在权重确定上，对公司治理赋权偏低，能给1/3的权重就已经算高了。

    而且，由于ESG投资产品和ESG评级具有导向作用，加之某些机构强制性推行ESG信息披露，ESG似乎成为“政治正确”的代名词，从而导致大量ESG“漂绿”现象，这种“漂绿”本质上是一种造假行为。原因在于：实践中，不同行业、甚至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尤其是环境保护）的可比性是很差的，有的甚至完全不可比。有的行业的环境保护问题无足轻重，比如金融业，其环境保护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由于必须发布ESG报告，或纳入评级，则不得不把诸如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等绿色产品纳入ESG中，但这些产品只是用于服务其他行业或企业的，而非自身的环境保护问题；或者把一些相对“小当量”的指标纳入ESG中，如节能办公、节省电耗等。诸如互联网、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等不少行业，或多或少也都有这种情况。然而，如果没有这部分内容，或者这部分内容很少，在ESG评级中，就会得分很低；在ESG投资产品选股中，就不能纳入这些企业，于是，“漂绿”就产生了。

    ESG投资、评级或信息披露，可能会产生很高的成本：一是“漂绿”行为可能会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误导，使其做出错误的或不科学的决策，从而导致权益受损。二是“漂绿”存在合规风险，一旦被发现，企业或相关人员会遭到行政或法律处罚，并承担由此对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还会对企业经营和声誉产生负面影响。三是为迎合ESG评级或满足ESG信息披露要求，企业不得不雇佣更多的人、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编制ESG报告，或者支付很高费用聘请外部专门机构来编制ESG报告。尽管有些内容在本公司是不存在或可以忽略不计或无足轻重的，但也要编织很多“适当”的语言来解释，或者说一些无用的“废话”，以使报告看起来更“丰满”。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问题，ESG招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机构的抨击。某家大型公司的首席可持续官在2022年的一场论坛上公开抱怨，“在我们填报各种ESG问卷的时候，地球已经毁灭了。”在欧美，进入2023年以来，投资者连续在ESG领域撤资，ESG投资正逐步失去动力。以美国为例，2022年和2023年，有多达30多个州提出“反ESG法案”，虽然最终通过的不多，但却已经使“ESG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一些企业不得不抛弃ESG称谓。摩根大通、道富、先锋、富达等资产管理公司，2023年多数ESG相关提议都未获得通过，很多ESG投资产品由于不赚钱而不得不撤除。

    尤其是，三年的疫情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差，使得对ESG的抱怨和不满更是不断发生。

ESG应向公司治理本源回归

    ESG理念很重要，但实践中却在相当程度上走偏了方向，出现了夸大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的现象。

    其实，ESG并不是一个必须的概念，因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这里的利益相关者中，除了股东（投资者）外，还包括员工、供应商、客户、债权人、政府、社区（社会）等，也就是说，公司治理已经包括了社会责任（含环境保护），E、S、E三者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即G包含S，S包含E。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也被称之为广义的公司治理，也是目前广为认可的公司治理理念。

    比如，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2015年第3版第IV章“利益相关者的作用”（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2023年12月第4版第章“可持续性与韧性”（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都是专门的社会责任内容（含环境保护）。前述ISSB发布的ESG报告准则之所以没有公司治理，其重要原因应该就是已经存在这个《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且其共识度和影响力更大，ISSB没有必要再另起炉灶推出自己的公司治理标准。

    还如，国际经典的公司治理教科书也同样涵盖社会责任内容。如已经四次修订的、Bob Tricker所著的“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都设有专章讨论社会责任、可持续性以及商业道德问题。

    再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业公司治理的评估标准中，社会责任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因为它本质上采用的就是《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

    当然，ESG概念也并非完全没有必要，它把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从公司治理中独立出来，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但此时的公司治理就变得偏狭义了，即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核心的公司治理。

    但是，必须认识到，ESG尽管把E、S和G并列，但核心和根本是公司治理，不论是环境保护还是社会责任，其决策都要符合公司治理规则，否则就有不合规的治理风险。公司治理做不好，就不可能谈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强制性社会责任，这属于法律或政策规定的社会责任，不执行就是违法或违规行为，如依法纳税、保护员工工作安全、禁止污染物随意排放等。既然是法律或政策规定的社会责任，则与ESG概念存在与否没有关系。二是自愿性社会责任，即没有列入强制性范围的其他社会责任，如捐资助学、扶贫等，这类行为达到一定的额度，其决策就必须要经过公司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否则，就会违反公司治理规则，甚至可能引发投资者诉讼。因此，不符合公司治理规则的社会责任是不能提倡的，更不能推崇。

    正因为公司治理在ESG中的根本性地位，在ESG评价中，公司治理必须赋予较高的权重。例如，标普ESG评价中，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公司治理权重通常在40-60%之间。在笔者的ESG评价中，赋予公司治理的权重是55%。

    而且，ESG中，公司治理也是最具有国际共识的方面，最需要采用（不是单纯的借鉴）的是《G20/OECD公司治理原则》，因为这个原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签署的，且承诺共同遵守。

    ESG中，公司治理评价并不因行业不同而不同，尤其对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评价标准是相同的。而对于社会责任的共识，相对于公司治理来说要差很多。比如自愿性社会责任就不能以绝对额来衡量，要立足于自身的经济基础。所以，社会责任首先应该是经济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对于环境保护，不同行业更是难以比较，尤其是传统行业与新经济形态（如互联网）、金融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差异非常大，因此，很难有共同的环境保护评价指标体系。这同样反映出公司治理在ESG中的根本性地位。

    总之，对于ESG来说，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很重要，但要理性对待，要立足于本企业和所在行业的实际，不能搞一刀切，履行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要以公司治理合规为前提。

 

（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4年4月，作者高明华，系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公司治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