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吹响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号角。资本市场在金融体系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枢纽功能。充分认识资本市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创新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枢纽，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金融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45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13年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速6.6%，我国经济成功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02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GDP规模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0年前的12.3%上升到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源”与“助推器”。2013年至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43497元增加到85698元，[1]我国从贫困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3]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各种不确定性、难以预料的因素明显增加，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带来冲击。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已由过去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和历史节点，我国经济旧有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结构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同时还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破解上述难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其中，创新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坚持创新才能真正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促使经济发展从过去的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式要素扩张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驱动的内涵式发展。这一转变和跨越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难点在于保障资金的支持和投入。技术创新活动通常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和各方面的科研资源投入，但这类技术创新投资却具有产出期限长、高度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这必然要求调整经济运行中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使其与技术创新活动相适应，并平衡、化解技术创新资金需求和风险分担的矛盾。
从美英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看，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型金融结构，在资源配置、风险缓释、政策传导、预期管理等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股权融资所具有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独特机制，可以将具有不同风险偏好、期限的资金更为高效精准地转化为资本，而这将极大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
经过30余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我国在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长期主导我国金融结构的银行间接金融体系仍未能得到根本性的动摇和改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3年6月底，社会融资总规模存量中，直接融资（债券、股票）比重仅占29%，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等）占比超过70%。[4]间接融资占比居高不下，表明我国目前的金融结构依然偏向以银行信贷融资为主。很显然，这种存量规模巨大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协调发展，使其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鉴于此，应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金融体系结构调整和优化，打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相匹配、相协调，且具备竞争力和普惠性的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和独特作用，促进科技、资本和产业的有效融合，打通金融通向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确保资金高效精准地投向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新产业、新动能，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培育大批具有创新引领力、国际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创新型企业，才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结构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真正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5]这是党和政府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我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有效支撑，金融要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充分利用好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首先，金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制度，金融要素价格在资源优化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资金融通和价格发现功能能有效动员和引导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跨行业、跨地区流动，推动要素资源向先进生产力集聚，这是金融助力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手段。其次，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角度来看，构建新发展格局实际上是商品和要素资源配置格局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中重构的过程，即商品资源和各类要素资源配置格局由外向内迁移，并逐步形成以内需为主的，内需带动外需，内部产业链和外部供应链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通畅并保障各种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是高质量大循环的基础。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市场在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资本市场通过投资者交易的博弈过程，可以形成持续高效的价格信号，释放强烈的价值发现信息，特别是资本和创新技术的深度结合，能够辨别和定位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筛选出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行业。一方面，这有助于国内突破产业链短板，加速产业升级，为持续优化供给结构、扩大内需和外需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可以为各类要素跨时间、跨地域、跨行业流动提供资金、人才和市场，从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塑和布局，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现代化水平，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跃升和竞争力提高。
同时，资本市场能够助力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以分散决策、风险自担的方式推动储蓄向创新产业和新兴产业集聚，形成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高水平循环，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打通经济循环的痛点堵点，使构建新发展格局落到实处。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家强盛的根基。坚实强大的实体经济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而且是我国在当今大国博弈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6]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肌体，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行业的天职，也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7]这就要求资本市场提升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引导金融资源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链条最长、体系最全、辐射力最广、带动性最强，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已经形成全球规模最大、配套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2年～2022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33.5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已经连续13年稳居世界首位。2022年，65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7万多家。[8]2020年～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含香港）入围公司数量分别达到124家、135家、145家，连续三年超过美国，位居全球之冠。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产业链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水平，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在一些细分行业上仍存在缺项和短板，产业链供应链仍有“断点”和“堵点”，部分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还受制于人，基础领域中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高端精密设备等相关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卡脖子”现象严重。未来，全球制造业和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将向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调整，产业安全风险与日俱增，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以所谓“去风险化”政策对我国进行围堵、打压、遏制的背景下，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供应体系，维护我国产业体系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已迫在眉睫。
强大的资本市场能够精准识别实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实现信贷投放和直接融资的精准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通过不同类型的银行贷款、专项债发放、私募股权投资和股票市场融资，实现对实体经济的滴灌式灌溉，满足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资金需求，保证实体经济融资的灵活性。例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为面临停工停产、现金流断裂等生存危机的中小微企业开通绿色融资通道、加大产业信贷支持力度以及减免税费和租金等，帮助中小微企业纾难纾困，度过生存危机。此外，强大的资本市场能够为高精尖科技创新产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和融资渠道，为处于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等不同阶段的企业提供各种类型的金融产品服务，促使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以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需要。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9]金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体现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关键性，并保持一种长期、持久的竞争优势，需要推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资本市场，进而实现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
纵观西方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依靠以现代商业银行为特征的金融革命实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依靠以现代资本市场和现代投资银行为特征的金融革命实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依靠以创业投资体系为特征的金融革命完成的。由此可见，现代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现代资本市场、现代投资银行和现代创业投资体系的支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市场所具有的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源，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掌上明珠”，在大国崛起中发挥着战略支撑作用。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泛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横行的背景下，国际社会日益显现出阵营化撕裂和集团化对抗的趋向，资本市场已逐渐发展成为各国金融博弈的主战场。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国际竞争也会更加激烈，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确保我国牢牢掌握“金融主导权”的必然要求，也是塑造我国金融竞争力，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市值规模世界第二的资本市场，但资本市场大国并不等于资本市场强国。上海证券交易所2020年6月发布的《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力报告（2020）》显示，我国资本市场虽然在股票市值、股票交易额、债券余额等“量”的指标方面位列前茅，但在市场规范、透明度、国际化程度、活力以及韧性等“质”的指标方面，距离资本市场强国还有一定距离，在全球资本市场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5位，排在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之后，处在第二梯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资本市场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资本市场从“量”到“质”的转变，完成从资本市场大国向资本市场强国的升级，唯此才能为牢牢掌握金融主导权，形成国家核心竞争优势打牢基础。
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当前，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攻坚期，全面深化改革也处在深水期。这一过渡阶段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是各类新型风险的易发期、高发期，这其中既有显性风险又有隐性风险，既有结构性风险又有周期性风险，既有可预见风险又有难以预见的风险，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尤其是金融风险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破坏性。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具有高度关联性和复杂性，各种风险关联度高、传导快、共振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以全面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为重点，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10]
资本市场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最重要内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暴跌是资本市场重大的风险，也是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催生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例如，1929年10月29日，美国爆发严重股灾，道琼斯三十种工业平均指数一天之内暴跌了508.32点，跌幅达22.6%，随后4个月跌去84.3%。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20世纪3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长期大萧条。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大崩溃，道琼斯指数一天之内下跌508点，跌幅高达22.6%。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股票市场均遭受严重打击，股票价格全面暴跌，危机涉及到的日本、韩国股市也是一跌再跌。2008年美国股市暴跌则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长达10年之久。2020年3月，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股市10天之内发生4次熔断，MSCI全球市场指数下跌超过22%。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活跃资本市场的目标，既是加强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的迫切之需，也是针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改革目标提出的更高标准、更具体明确的要求。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就是要从资本市场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入手，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原则，以提升资本市场韧性为目标来增强资本市场的风险抵御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化解能力，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推动我国金融稳定再上新台阶，形成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经过3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本市场规模、运行质量、透明度、开放度大幅提升，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已初步形成了包含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交易柜台市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2022年上市公司实现增加值18.23万亿元，占GDP的15.1%；合计贡献税收4.79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8.7%，较3年前提高5.8个百分点；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900万人，支付员工薪酬6.24万亿元，上市公司日益成为国家和居民财富的重要创造者。2022年，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达1.66万亿元，占全国研发支出的五成；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研发强度达6.71%，大幅领先全国平均水平；累计披露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数量的近三分之一。[11]截至2023年12月中旬，我国境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总数达到5323家，总市值达到70余万亿元，稳居世界资本市场第二位，已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新阶段。
然而，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资本市场发展不够充分和成熟，投资端融资端失衡，一些长期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亟待解决和改善。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不够，股指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资本市场缺乏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稳定机制，宏观经济晴雨表与资源配置功能发挥不畅；资本市场走势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关系较弱，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成为顽疾。2021年底，我国A股市值首次突破91万亿元大关之后，随着大盘指数和个股价格的不断下跌，沪深京三家交易所股票市值一跌再跌。2023年以来（截至12月18日），A股沪深300指数和港股恒生指数分别下跌13.9%和16.6%，而同期美国纳斯达克指数、日本日经225指数、韩国综合指数、美国标普500指数、美国道琼斯指数、德国DAX指数、法国CAC指数分别上涨42.4%、27.3%、14.9%、23.5%、12.6%、20.1%、17%。2023年12月18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再次收于历史高位（37306.02点），美国标普500指数（4740.56点）距离其2022年1月创下的收盘纪录4796.56点仅不到1.2%，纳斯达克指数（14905.19点）距离其2021年11月创下的收盘纪录16057.44点不到8%。这一差异显示，我国股票价格指数未能充分反映中国经济持续复苏这一最大的基本面，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国民经济成长之间仍存在差距，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不相匹配。
此外，我国资本市场固有的“新兴＋转轨”特征依然明显，基础制度设计缺乏弹性，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基础变化的适应程度有待提升，导致市场覆盖面低、包容性差，对新兴商业模式、新兴盈利模式的初创公司和成熟型公司的上市接纳程度低，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例如，引领新商业模式和数字技术的国内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小米、美团、网易、拼多多等均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在过去20年中，美国股票市场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牛市，一直引领世界科技创新的潮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市值最大的公司由原来的以大型商业银行、石油公司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现在的以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苹果（Apple）、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特斯拉（Tesla）、英伟达（Nvidia）等为代表的高成长性科技公司为主。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大加快了5G、物联网、人工智能、边缘计算、自动驾驶等技术的发展，催生互联网、工具软件、智能手机、电子商务、社交媒体、云计算等一大批新型行业和企业巨头，而这类企业大都得到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未能抢占引领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和资本融合、加速创新资本形成的先机，在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此外，我国资本市场调整适应能力不足，缺乏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和条件，也是导致中国股票市场长期股指涨幅有限，呈现“牛短熊长”特点的主要原因。
由于基础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市场化透明度不足、投资者结构亟待优化、投资者权益保障有待提升等因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风险定价机制缺失、价格信号失真、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不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
可见，推进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提升基础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有助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上市的支持力度，实现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满足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类型企业不同的融资需求，已经成为下一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平稳健康发展的迫切任务。
推进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以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正在不断形成和巩固，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因此，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深化资本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协调和适应的资本市场，并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走深走实为牵引，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注册制改革是涉及资本市场全局的重大改革，是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需要明确的是，首先，注册制改革绝不是放松监管，而是要强化信息披露建设，确保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能够向投资者和市场发出正确信号而非误导性表述，同时建立信息披露追责机制，按照“谁发出谁负责”的原则，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方位监管、问责和处罚。其次，要严把资本市场出口关，继续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建立一套涵盖企业财务指标类、交易指标类、规范运作类、重大违法类的强制退市指标体系和主动退市安排，并严格执行退市标准，形成常态化的退市机制，还要制定不同行业企业的差异化运行标准，营造“有进有出、良性循环”的市场生态。
二是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多年来，部分A股市场上市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转移上市公司利益、虚假出资、虚假披露、操纵股价、内幕交易、财务欺诈等不同类型的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涌现，导致公司股价暴跌，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这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巨大隐患。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亟需完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成本过低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无法起到有效震慑作用，导致相关市场主体“有恃无恐”。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中小投资者更大的信息知情权和公司治理参与权，加快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民事赔偿诉讼制度。其次，要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完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严厉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再次，强化相关机构的监管和治理能力，依法将各类证券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利用现代金融科技手段提升监管效率。提高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全面营造资本市场良性执法生态，对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从严打击各类违法违规活动。
三是要进一步增加金融产品供给，不断丰富资本市场产品体系。要在现有的股票、国债、企业债、基金、期货等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适合各类投资者群体的细分产品，形成多样化产品供给体系，适应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富持续增长的需要。拓宽居民理财投资渠道，完善资本市场财富管理功能，既能满足投资者日益增长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需求，助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能增强中国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增强资本市场的抗风险能力，达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的。
四是进一步增加投资端供给，优化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一方面，大力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提高投资者金融素养。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个人投资者众多，其是A股市场参与主体，长期持股比例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由于个人投资者自身固有的知识、信息、资金、技术手段等方面的短板，在市场交易过程中易受到“市场情绪”和“噪音”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出非理性行为，他们的投资经常是带有盲目性的“追涨杀跌”，极易引发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鉴于此，要加强投资者教育，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专业基础课程和向成长投资者普及金融知识，提高个人投资者的金融素养，引导个人投资者理性投资。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增加机构投资者入市范围和比例。现代资本市场已经转变为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早已完成“去散户化”的进程。机构投资者具有专业知识水平高，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强等多种优势，更掌握进行价值投资和逆向投资的能力和技巧。此外，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能力远远高于个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中因非理性行为导致的过度反应的危害有更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能促使股票价格向其内在合理价值回归，具有减少市场价格波动和稳定市场的作用。
以扎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目标，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具有超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信号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上市公司质量和股价变化来实现的。资本市场是连接实体经济和资本以及连接融资端和投资端的纽带，而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则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支柱和基石，是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没有高质量的上市公司，就不可能建设高质量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业绩和成长性是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价值投资的风向标，因此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使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紧紧围绕着其内在价值上下波动，是减少资本市场波动，提高资本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关键因素。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不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导致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差，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二是治理质量不高，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频发，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诚信基础，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影响资本市场的秩序和稳定。三是经营质量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高附加值、高技术公司占比偏低。上市公司偏离主业、热衷于金融化投资，“脱实向虚”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主营业务的发展严重受阻。因此，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上狠下工夫，严把入口关与出口关，坚持强化公司信息披露和优化公司治理“双轮”驱动，进一步治理信息披露不实、大股东违规占用担保等突出问题，引导上市公司做优做强主业。
首先，可通过资本市场的并购重组、破产重整和退市等机制，淘汰落后低效以及经济效益趋近零的“僵尸企业”，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鼓励、支持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使上市公司成为激发创新活力、优化资本形成机制的重要载体，实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和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其次，优化完善分红、回购、股东增持等制度，激发上市公司等经营主体稳定市场的内生动力。再次，提高股票市场信息透明度，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完备、准确、公允地披露公司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进一步缩小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差距。此外，强化新闻机构和网络媒体对事件报道的客观性、公允性、及时性，营造透明公允的信息披露环境。
以加快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为契机，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在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投资银行作为促进资本形成和交易的组织者、执行者，一头连接投资端，一头连接融资端，是资本市场发挥枢纽功能的制度基础和核心中介。投资银行是否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功能发挥和服务半径。公募基金是资本市场重要的投资机构，不仅肩负着助力社会大众财富增长的使命，还发挥着资产定价和市场稳定的作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不仅是活跃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还是提高资本的全球配置能力，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30多年来，我国证券行业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快速成长，在资本实力、服务质量、规范水平、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与国外知名投资银行相比，国内投行在规模体量、经验累积、人才储备、业务领域以及品牌声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中国证券协会发布的《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22）》显示，我国目前合规券商有106家，证券行业总资产超过11万亿元。作为国内券商龙头的中信证券，2022年底的资产规模约为1.3万亿元，营业额和利润分别为655.33亿元和211.21亿元，折合成美元约为94.11亿美元和30.33亿美元。与高盛集团2022年474亿美元的净收入以及113亿美元的净利润相比，仍有差距。
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的成长有其内生的规律性，从规模、效益、创新、国际化和品牌5个维度来看，培育我国一流投资银行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未来，我们要抓住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的契机，出台多种扶植政策，鼓励治理体系科学、风控能力良好、经营管理一流、模范践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头部券商走兼并重组之路，做优做强，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航母级券商，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高效服务国家战略和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引导国内外各类长期资金入市为中心，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长期资金具有存续期限长、稳定性高以及体量大的特性，主要包括各类证券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资金、捐赠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等。由于长期资金在投资时更注重长期增值性、安全性以及流动性等特征，在促进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规范资本市场发展以及稳定资本市场运行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纵观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发展历史，长期资金持股比例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可以说，长期资金不仅为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持续活跃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供给，还是维持资本市场稳定的基石。因此，建立和完善长期资金入市制度是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形成规模巨大的长期资金存量。截至2023年6月底，我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达到133万亿元。其中我国养老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元。积极引导并充分利用好这部分长期资金，将为我国股票市场带来巨大的增量资金，这对活跃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与长期资金投资相关的部分政策仍存在保守和限制过多的情况，不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加快建立和完善长期资金入市制度，畅通中长期资金入市渠道，优化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各类长期资金入市的比例要求，是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并实现平稳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统筹开放发展和安全，以扩大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为方向，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3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多个领域的开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价值投资理念逐步建立，资本市场的信息环境得到一定改善，市场效率显著提高。我国资本市场在开放中成长，也必将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壮大。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要统筹开放发展和安全，坚持高水平金融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市场、机构、产品全方位制度型开放。
一是加快推进企业境外上市备案制度落地，保持境外上市渠道畅通，支持各类企业依法依规赴境外上市，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是继续启动和完善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互联互通机制，鼓励更多的长期境外资金流入，为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提供稳定器；进一步放宽投资限制，简化部分项目的审批条件，提升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市场的便利度和自由度，并在更多领域尝试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充分利用境内外市场中的资源。三是提高债券、期货等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打造丰富的对外开放产品体系和相对均衡的对外开放产品结构。四是在入市退市、交易、监管、治理等多个维度全方位主动对接国际标准的规则制度体系，推动中国资本市场从“局部管道式开放”向“全面制度型开放”转变。五是持续加强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跨境资金监测监管机制和风险应对预案。同时，要加强与香港市场的务实合作，深化“沪深港通”机制，进一步提升香港市场承接境内企业上市能力，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两地市场协调发展。
总之，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最终目标。未来，我们要通过基础制度改革和机制建设，扎实推动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政策框架落地，不断提升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稳定性、协调性、平衡性，为资本市场平衡、健康发展提供内在保障，确保资本市场更好发挥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枢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
注释：
[1]《数读中国这十年｜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2023年12月12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3-12/12/c_1130020812.htm。
[2][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3][9][10]《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强作重要讲话》，2023年10月31日，https://www.gov.cn/govweb/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2992.htm。
[4]相关数据参见：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resource/cms/2023/12/2023121516070132583.htm。
[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年11月3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第278页。
[8]《中国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全球第一》，2023年3月3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841148692254639&wfr=spider&for=pc。
[11]《中国证监会：A股上市公司逾5000家，多方面发挥“压舱石”作用》，2023年5月27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7029028066856998&wfr=spider&for=pc。
（原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1月上，作者胡海峰，系15vip太阳集团金融系主任、教授、博导。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资本市场韧性的影响因素、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1AJL012、21&ZD111）